2月9日，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、中央文史馆馆员亲手颁发聘书。随后的座谈中，李克强说，“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基础，还需要精神追求”。“市场经济是‘法治经济’，也应是‘道德经济’”。（4月8日《光明日报 》）国人对“市场”有着“既爱又怕”的传统。仅从古时对职业的排位，就能得窥一斑：“士农工学商”——商，竟然叨陪末座。在中国传统经济中，“重农抑商”，曾是历史上我们的最大经济“特色”。但人类社会须臾离不开经济，市场交易，仍在古代政府的管控下，运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不同时期。只是，从商者的地位，在人们传统的眼光中，多是“重利轻别离”的逐利无情者的形象。除了对交易基本规律和规则的遵守，中国传统上对市场的治理中，更为注重“德法兼治”的思想。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、“和气生财”等，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。中国人的所谓“道”，即是孔子所言的“仁义礼智信”，这正是中华文明中的道德思想精华所在，它同样体现和融汇于传统商业思想之中。《孟子》中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思想，在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影响巨大，它在经济治理上也表现深刻。由此可见，古人很早就意识到，经济不仅需要“法”之规范，更需要“德”之扶持。商业建立的基础，以“诚信与契约”精神居于首要地位。而中国传统商业社会，就极为重视商业诚信道德。战国时的陈相说，如果按照他老师许行的主张行事，“则市贾不贰，国中无伪，虽五尺孩童适市，莫之或欺”，这就是古人心目中本初的朴素商业道德思想。像“言不二价，童叟无欺”、“秤平斗满尺码足”等等，已成为深入国人内心的商业道德。当然，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，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现、当代市场经济。严格意义上的“市场经济”概念，来自于西方社会。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，有两大较为对立的市场经济观念，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，它过于强调市场机制的“绝对合理”。另一种则是以马克思和凯恩斯为代表的，则认为市场机制“存在缺陷”。事实上，历史上发生的周期性市场经济危机，已经证明了这种缺陷的存在。如何弥补此“缺陷”，就如李克强总理所言，“市场经济是‘法治经济’，也应是‘道德经济’”——除了强化“法治经济”，还要加强市场的道德建设，而中国传统社会“以德治国”思想，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学习、参考、借鉴与传承的价值和意义。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历程中，道德缺失现象同样令人堪忧。像假制售劣、坑蒙拐骗、走私贩私、合同欺诈等事件也时有发生。事实上，我们不仅有亚当·斯密《道德情操论》和《国富论》这样的西方思想可予参考，我们同样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政治、商业、文化“道德观”为我所用。 就像论语上所言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”。因此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中，一方面，要结合“依法治国”思想，打造“法治经济”；另一方面，要同步共建“道德经济”的长城。对于后者，我们既要吸取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优点，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，其中不可扔掉中国传统思想、文化和商业精神中的“仁义礼智信”思想，要将其融会贯通于中国当代市场经济建设之中，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前进；那么，一个有着“中国特色”的市场经济，就必然会可期可待。